内容简介:
《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·中国财政史十六讲: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》是“公共经济与管理系列”丛书中的一册，本丛书由名师领衔、团队攻关，充分展示了上海财经大学在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学科优势、科研资源与创新成果，旨在体现“以系列教材建设为品牌、以精品教材建设为目标、以实验性和务实性教材为特色”的教学改革思路，在深厚的学科积淀的基础上，结合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学科进展，对教学与实践资源的品质加以整合与提升，致力于将优质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，切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思考能力。以下转自逻辑思维第六季：《看中国历史的一根主线》今天，我们继续给你介绍刘守刚老师的这本《中国财政史十六讲》。这是一本让我们可以从财政税收的角度重看历史的好书。从税收的角度，理解中国历史，就不是唐宋元明清的朝代历史了，而是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。这条主线，就是从收“人头税”到收“田亩税”。国家从数人头收钱，到数田产收钱，就这么简单。理解了这根主线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现象就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释。昨天我们说到，农业国往往都是按土地收税。因为土地是固定的，庄稼长在上面，国家的主要财富都沉淀在土地上面，跑也跑不掉，国家只要有暴力手段，不怕税收不上来。好，问题来了，那为什么早年的中国王朝不按土地收税，而要收人头税呢？这不是舍近求远吗？原因有三个。第一个原因很好理解，中国是从中原开始向周边逐步扩展的一种文明，刚开始的时候地广人稀。社会的形式，是分散在各处的聚居点。一出了聚居点，到处都有没开发的土地。这种情况下，你要是按照土地征税，那你征吧，我种别的地去。这还咋征？所以，在周朝以前，人是比土地更好的税收基础。第二个原因，跟当时的国家支出的形式有关。你想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国家机构很简单，支出无非这么几种，统治者家庭开支，要吃要喝、祭祀、打仗、公共工程，就这么几种。不像后来，国家的支出形式非常复杂，比如得有官员俸禄什么的。这些简单的支出形式，最方便的征税方式，当然就不是收钱或者是实物了，而是直接让老百姓来干活，也就是服劳役。就好像，村长家里要盖房，村里的男人都来了，一起忙乎几天，村长家的房子就盖起来了。祭祀，也是你家出点啥，他家出点啥，众人拾柴，典礼就办完了。甚至打仗时，也是大家自带武器、粮草等集合起来去打仗，并没有专门的军需后勤部门。大家主要是出人出力。这种劳役，本质上就是人头税。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围绕土地税的各种技术条件，刚开始是不具备的。这里讲的技术，还不止是什么土地丈量技术，而是各种管理技术。比如，你要收土地税，那就必须有复杂的官僚系统，底层官员得能够了解各地的情况，能够判断土地的收成，决定税率。或者根据水旱灾害的情况，及时提供赈济。有了这些底层官员，就必须要有一整套甄别、升迁、流转的方法，至少还得有起码的反贪污手段。在那个时代，这种技术难度是无法想象的。实际上，直到近代以前，在大范围内收土地税的技术，欧洲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。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8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刚刚开始各种集贸市场，你做生意，国家当然要收税，但问题是收税怎么收？税务员不可能蹲在每个摊位跟前数他一天卖了多少钱，所以，只能是一个摊一个月，不管卖多卖少，统一交税多少钱。你看，这本质上就是人头税。后来直到九十年代，才出现那种统一交款的大商场，税务部门才有条件根据营业额收税。这背后其实是技术的大升级。中国历史早期，只能收人头税，就是被技术限定的结果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也听出来了，收税的方式受制于很多因素，我们刚才分别讲了人口、费用、技术，这三个因素。但是这些因素都是在变化的啊。人口越来越多，土地变稀缺了，土地税就变得可能了。国家支出越来越多样化，只靠人头税就渐渐应付不了了。统治技术渐渐发达了，原来干不成的事，就可以干了。从宏观上讲，中国从收人头税，到收土地税，按说，应该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。但是，看刘守刚老师的这本《中国财政史十六讲》，给我最大的感触是，这个演进不仅不是自然的，而且是充满了痛苦的，不到山穷水尽，历代统治者，是不愿意推动这个进程的。为啥？想来也可以理解，收人头税还是简单，税收成本低。有容易的钱可挣，谁愿意挣困难的钱啊。就拿汉朝来说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土地税。还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有记载，“文景之治”的时候，土地税非常低，低到了1/15甚至1/30的程度，也就是“十五税一”和“三十税一”。其实，当时的实际税收没有那么低。汉帝国之所以田税征收那么低，是因为多要也收不上来。还是那个老问题，很难统计土地的数量。无奈之下，只好采取“舍地而税人”的办法，也就是征收人头税。当时的人头税名为算赋和口赋，负担也不算轻，历史上称之为“轻租重赋”。简单理解，租就是土地税，赋就是人头税了。这一轻一重，就可以看出统治者是怎么想的了。结果是什么？汉朝后来的历史已经完整地演给我们看了。首先，按人头收税，穷人富人交的一样多，这显然不公平。更重要的后果是，豪强大族开始崛起，因为只有他们可以隐匿人口，逃避人头税。最后，政府的税源渐渐枯竭。世族还成为政治上的强大势力，直接威胁中央权力。所以，只要是政府贪图收好收的人头税，社会治理的水平就很难提高，朝廷的权威就很容易受到挑战。这个教训，后来的王朝都看到了，但是改起来非常困难。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王朝，往往都有这样一个循环，王朝刚开始的时候，收好收的人头税，比如唐代的租庸调制，本质上就是人头税，到后期，财政危机出来了，才下力气改革，改成更重点收土地税，改革成功，王朝就能延续一段。比如唐代后期宰相杨炎的“两税法”，明代后期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，本质上都是被迫进行的改革。这种改革为什么困难重重？就拿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来说，他要搞一条鞭法，按土地收税，那就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全国清丈土地。总得摸清各个地方有多少土地，你才能收土地税啊。可是明朝当时使用的土地档案，就是所谓的“鱼鳞图册”，有的是从明太祖那时候就沿用的，全国几百年的烂账，重新翻一遍，你想，得动多少人的利益，得给地方上管清丈的官员多少贪污的机会。就说一个最简单的，你张居正本事大，皇上支持，好，难免就有官员为了政绩，多报清丈出来的土地啊。反正多缴税是老百姓的事，地方官先搞出政绩升官再说。有史料记载，浙江就出了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你想，一次全国清丈，不出大问题，这是多么困难的行政工程。不是张居正这样的人，还真是很难办到。中国历史是一直到了清代的雍正年间，才“摊丁入亩”，把这个几千年的老大难问题彻底搞定。这背后，其实不是哪个皇帝的意志，而是官僚系统成熟，中国古代政府治理水平提高的结果。读刘守刚老师这本《中国财政史十六讲》，最大的感慨就在这里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政府不会去收难收的税。而一旦开始收，就会倒逼政府去改善对于税源的治理，最终是政府能力的成长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有趣的逻辑。对政府来说，最不愿意做的事，反而是受益最大的事。
